上個月在台北發生一起四歲女童割喉案,由於事發當時母親就在女童附近卻仍發生悲劇,因此引起民眾群起激憤要求將兇手判處死刑,而隔天接連發生另外兩起刺傷案更讓輿論沸騰到最高點,死刑支持者與政客為了個人的目的紛紛推波助瀾、試圖激起全國各地的怒氣。

國民黨官員同樣也聞到了血與政治利益的味道,決定藉機強調民意普遍支持死刑、事實非民進黨宣稱的那樣,有幾個政客跳出來呼籲增加判處死刑的罪行,但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已經過時的提議,因為現在已經不是戒嚴時期,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更是已經事實上中止死刑。

假如台灣真的要擴大執行死刑,那麼它也不會是亞洲的唯一的例外,雖然目前的國際潮流是廢除死刑,但在亞洲有許多國家仍保留了這個刑罰。

這些國家會選擇保留死刑的原因不盡相同,但也不一定表示這與亞洲國家文化偏好嚴刑峻法無關,因為這種文化使亞洲國家普遍將整體利益看得比個人權力還重要,政府就像是「老大」般存在(新加坡就是典型例子)。

但由於亞洲許多中華文化圈之外的國家也保有死刑,所以並不能肯定某部分的中國文化與嚴刑峻法全然相關;此外,雖然我們推斷亞洲文化偏好死刑,但其實在西方也是不久前才開始廢除死刑,法國在1980年代才正式終止使用斷頭台,而美國德州、俄克拉荷馬州與維吉尼亞洲去年執行的死刑數量就超過了台灣過去四年的紀錄。

所以如果只考慮這一點,亞洲國家會偏好死刑其實並不意外,奇怪的只是在台灣支持死刑的人為什麼這麼多,因為這與台灣為了擺脫以前威權的形象付出的努力相衝突。

在過去,台灣為了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而支持廢死,2006年到2010年間暫時執行死刑、支持生存權是基本人權的自由民主的概念,企圖讓台灣與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齊名(但有一些國家顯然不在此列:如印尼、日本與美國等國)。

台灣最近一次在2015年槍決一名殺害8歲女童的犯人,但處決犯人這種事是威權國家才會做的,例如越南或新加坡,因為他們並不關心國際社會的視線(不僅如此,由於政府手上有著至高無上的主權,他們是樂於執行死刑),威權國家偏好使用武力來鞏固其正當性,他們不為鼓勵死刑而感到抱歉,反而將犧牲所謂的「普世自由價值」視為確保穩定、安全,或者該說是確保執政黨政治安全的必要手段。

討論這麼多,其實台灣人民還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世界上沒有一個法律標準來規定死刑該如何適用。2014年法務部長突然簽署了幾張死刑執行令,當時部長還在英文中國郵報表示死刑應在「需要」的時候執行,我們並不清楚她所謂的「需要」是指什麼,法務部長的這種專斷正表示台灣任由大眾情緒化的意見來決定是否終結一個人的性命,而非依照清楚明確的法律程序,這也使得類似事件發生時政客總是樂此不疲的利用死刑的輿論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蔡英文卻總是盡可能避免對死刑議題做出回應,相較之下,她所屬的民進黨長期以來都明確展現支持廢死的態度,然而,在發生上週的慘劇後,輿論又再度沸騰。

從民意來看,台灣就是一個極端矛盾的地方:一個本質為新儒學、想要守住中國傳統價值的國家,但它的政府卻建立在西方的意識形態上。台灣就像處於兩股勢力相當的意識形態中間,搖擺不定,台灣追求民主,但卻又不能肯定,或者說,台灣人其實並沒有清楚了解民主的本質為何。

一個成熟民主國家的司法體制應不受政客及人民影響,因為司法體制的基本任務就是維護多數人利益,同時保護少數人利益,司法體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護民主體制賦予人民的基本人權,但台灣的司法系統就如同台北房子雜亂的電線與水管,正顯示了粗糙、急就章的態度。判處死刑對於法庭而言,並不是在闡述法律,而是視需要使用。

台灣遲遲無法決定死刑的立場反映出台灣政治立場的不定,最近發生的慘案使台灣又必須面對難以釐清的老問題:死刑的長短處及建立更全面的心理健康系統,但這些爭論的關鍵點仍是政治取向。民間出現強烈的呼聲要求建立一個公正的司法系統,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台灣在民主的體制下,司法體系的功能之一就是平衡反覆不定的民意,而其他部門也應如此,所以將來台灣會如何選擇就要看台灣決定建立一個怎樣的民主國家了。

(台灣司法院照片擷取自維基百科,由提供Jiang)

 

Calin Brown

Calin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t Wellesley College. She was born in Taiwan but has since then lived in more cities than she can count on one hand. Now based in Taipei again, Calin writes for a l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