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時台灣麥當勞首開先例,以父親接納出櫃的兒子作為廣告背景。雖然廣告有指出台灣男同志出櫃的故事,但沒有敘述出櫃前的奮鬥過程。就算台灣已經是亞洲地區裡對於LGBTQ權利較為進步的國家之一,可是台灣LGBTQ族群在出櫃過程中還是會面對重大困難。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條漫長且孤單的路,充滿著自我懷疑以及不接納,而這些背後的心酸故事常常都被媒體遺忘,自然也不為人所知。

身為主張LGBTQ權利的我,想透過兩位LGBTQ朋友的真實故事來重塑民眾對於出櫃歷程的了解。

一開拒絕至父母完全支持

比起其他同儕,Justin似乎注定有著比較特別的生活。背著後背包及反戴的帽子,他看起來就像一般的台灣大學生,但Justin卻比其他同學來得成熟。

雖然他是家裡中最小的小孩,Justin並沒有被他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寵壞,雖然他的姐姐患有精神心理疾病,但家人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緊密也使得Justin變得更為成熟。

也許Justin的早熟減輕了家庭照顧因腦膜炎造成的心智不健全孩子的負擔,也緩和了他出櫃過程中與家人的衝突。他11歲時發現他是同性戀,但這個想法是不正常的,所以Justin沒有跟任何人分享,只能自己想或是上網看看有沒有人有類似經驗。

Justin說:「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是其他男生在談論女生的時候,我沒有任何感覺跟興趣,但這些情形讓我更加確認我對於自己性傾向的了解,從小學到國中我只能在黑暗裡探索性傾向,一直沒想過跟對這個話題不開放的父母講。」

Justin高中時終於跟朋友出櫃,其實,他是在交往差不多一年多的女生之後才完全確認他對男生有興趣。Justin害羞地說:「交往前她已經知道我是同性戀,不過她還是建議我們試試看,交往的這段時間讓我了解我就是同性戀。」

他們兩個在11年紀時分手了,不久Justin遇到了他第一個男朋友(學長)。交往之後,Justin決定跟他的家人坦承他出櫃了,Justin選擇漸進的方式讓父母了解,譬如他們一起看「為巴比祈禱」這部電影,關於一位媽媽(基督徒)企圖「救」她同性戀兒子的失敗,Justin發現父母從完全拒絕同性戀轉為願意開始了解,不過,他的出櫃過程又是另外一回事。

Justin出櫃那一天是他畢業旅行的前天,而且他那一天才剛跟他的「女朋友」分手。當他在他房間告訴他父母,他們很理性地問他為什麼覺得自己是同性戀,而沒有馬上暴走,可是當Justin承認他跟一個男同學在交往的時候,他的父母態度馬上轉變。

Justin說:「他們一直問我什麼時候發現而且完全確定自己是同性戀,我的母親離開了房間,當她回來的時候,她推倒我的行李然後說她的兒子是一個怪獸,我的父親則站在門的旁邊,生氣地看著我。」

對Justin跟父母來說,那是個非常情緒化的晚上,可是Justin還是按計劃參加畢業旅行。他走之前,他的母親叫他不要再回家,可是他父親卻悄悄地給他零用錢,祝他玩得愉快。畢旅期間,Justin特別把它手機通話功能關掉,所以沒有人可以聯絡他。

畢旅中,Justin的父母一直想要恢復以前溝通狀態,假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但Justin沒有恢復以前的方式來溝通,只傳簡訊給他們說,一切都好。直到Justin要回家的前天,Justin跟父母才破了冰,Justin說:「一開始我父母問我我明天是否回家,之後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沒有說話,我問他們我真的可以回家嗎?而母親告訴我,那你還能去哪裡呢?」

Justin回到家後他發現父母恢復以前的冷靜以及理性的樣子,而且之後也發現他不在的時候父母有諮詢了他學校的輔導老師、讀一些關於同性戀的書還有跟他姐姐的心理醫生談兒子的情況。這個讓他發現父母試圖了解他的情況以及拉近他們之間的距離。

Justin說:「我姐姐的心理醫生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很成熟的小孩子,而且我應該想過好幾次了,因此醫生希望父母別再擔心兒子沒有詳細地思考過這件事情。」

自從Justin父母跟Justin的男朋友一起討論之後, 情況愈來愈好進步。他們同意關係能繼續只要沒有干擾成績。不過,雖然狀況都比以前好了,Justin還是覺得父母有一點不安,尤其是談到男朋友時。Justin跟男朋友交往六個月分手之後,父母就開始懂異性戀跟同性戀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

Justin說:「他們發現我跟其他人一樣因為我分手之後也是需要朋友跟家人的支持和關心,這是我們家庭的轉淚點。

從那個時候開始,Justin的父母能夠比較直接地問Justin關於同性戀的問題,另一方面,Justin耐心地回答他們的詢問,Justin認為他們之間越來越好的原因在雙方都積極地來建立關係。

Justin覺得:「他們現在完全懂我的性向並支持我,他們會問我是否在交往,而且我母親也會跟我談她最喜歡的足球員,現在,同性戀的話題再也不是衝突的來源了。

自我接納的重要性

第一次見Sarah的時候,很難不喜歡她,她直率的個性很容易跟別人建立起關係,她是一位非常有自信的人,因此很難想像「懷疑」這個詞跟她有關係,其實她長大的時候不是這麼樣。

Sarah一直以來都喜歡被其他女性照顧的感覺,可是直到到小學的時候她才開始意識到她對女生的興趣。

Sarah說:「我發現我的特質跟其他的女性很不一樣,而且我從來不喜歡穿裙子,反而我很容易跟其他男性打成一片,而當我見到同年齡的女生的時候我會感到新奇,可是一個女生喜歡其他女生是被認為不正常的,因此我就沒有繼續探索下去。」

她第一次跟女性的「交往」發生在她國中的時候,Sarah選擇低調的交往,而不是高調。然而,直到Sarah在女性居多的文藻外語大學讀書,她才開始生活在一個以女同志為主的群體之中。在那邊,她發現身邊有越來越多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戀者(TB),因此開始跟很多女同性戀作朋友。不過,雖然Sarah試著融入這個女同性戀社群,但她對自己性傾向的懷疑卻不減反增。她發現很多女同性戀者傾向男性化的風格,可是如果要達到這個標準,女性就必須做一些調整像是穿TB背心、理短髮還有帶舌環等。

Sarah說:「我已經試過所有身為女同性戀該有的事情了,不過到頭來我只感到空虛,探索性傾向的過程讓我感到很迷惘,而且,我感覺我不再認識我自己了。」

Sarah的疑惑仍然存在,一直到她搬到台北讀大學時,當時她認為也許宗教的力量可以解決她的懷疑,分手之後她決定成為基督徒,可是這個決定只讓Sarah更迷糊。

Sarah說:「我開始思考身為一位同性戀為何那麼痛苦,而且對我來說那時候我無法向我的家人坦承我出櫃的事實,因此我越是逃避我就越感到迷糊,可是我並沒有放棄我自己。」

一個接著一個的懷疑讓Sarah發現她的生活是建立在在別人對她的看法上,而不是她對自己的看法。她發現她得先了解自己是誰而且接受她是同性戀,才能開始對自己有自信,所以她停止TB的打扮及脫掉她的背心,她決定要當真正的「Sarah」。

Sarah說:「我知道我不應該為人而活,自從我採取過主流女同性戀生活型態,我發現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開始認識讓我可以感覺自由自在的朋友,而且我不再勉強自己做不喜歡的事情。」

不過對Sarah來說,跟她的家人坦承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雖然她會跟家人分享很多事情,但性傾向仍是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沒有人敢談這件事。Sarah的母親透過反覆的問她什麼時候要結婚來得到一些線索,可是Sarah只能說她不會結婚。然而,有一次家人一直問跟她一起出去玩的人是誰,Sarah終於決定向家人出櫃。

Sarah說:「我想了很久該怎麼解釋我的出櫃,我決定用寫信的方式來完整地表達我真正的情感,因此我寫了三頁的信給我的父親,隔天放在他的桌子上,我上班前還特地提醒他一定要讀。」

那天Sarah工作時一直在想這件事情,可是她卻感到釋放因為她終於能表達她自己了。那一晚Sarah的父親沒有說任何事,可是對Sarah來說這已表示父親接納了,然而,Sarah母親沒有接受Sarah身為一位同性戀,母親暴走的反應使得Sarah決定媽媽在的時候不能討論這個話題。

Sarah說:「每次我告訴她我是同性戀時她都不聽,她反而一直問我為什麼開始喜歡女生,她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疾病,而且她的固執讓我明白她永遠不會理性地跟我討論這件事。」

不過,Sarah沒有因此而阻礙她做自己,她跟父親及哥哥分享她的生活,並一再告訴母親雖然她永遠都不會跟男生結婚,可是她對自己的生活很滿足。Sarah說:「儘管我的母親還沒放棄問我這個問題,但自從我向他們出櫃到現在,我跟她的關係還是很和平,最重要的事是我總於可以不用在他們面前假裝,而且我也讓他們知道我有能力照顧我自己。」

雖然向家人出櫃沒有完全解決Sarah自我接納的問題,但是這有助於她了解父母關心的是她的人生,而不是她的性傾向。

Sarah說:「他們只想確認我能夠獨立、成熟而且快樂,因此我向他們出櫃後,他們都沒有直接地面對我的性傾向。

完全接納的過程

雖然Justin跟Sarah的故事無法代表在台灣出櫃的完整情形,但,他們還是指出一些共同的經驗,顯示出台灣人對於同性戀的態度。

無可否認的是,對台灣同性戀的年輕人來說,探索性傾向的過程還是非常孤單,而且疏離感以及資訊的缺乏導致他們接收到錯的資訊以至於失去了自己。對於勇敢的Justin和Sarah而言,結果並不總是那麼理想,父母的第一個反應還是完全拒絕,甚至試圖「糾正」孩子的行為。

雖然Justin及Sarah已經向父母出軌了而且也得到某種程度接納,他們還是必須得證明他們的性傾向不是草率的決定,而是深思熟慮的決定。在兩個故事裡,兩個母親對於他們的坦承都表現的非常情緒化,父親的理性則讓彼此可以團結在一起。

我們應該了解在出櫃過程中挑戰依然存在,無論家庭的背景或是社會的地位,雖然現在這個議題沒有明確的出路,我們還是應該花時間培養對同性戀者的接納,特別是父母。

 

(照片取自William Yang。)

 

William Yang

William is a freelance writer and photographer based in Taiwan, with a pass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storytelling. He holds a Master of Journalism degree from Temple University, and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s interning at global NGOs such as Human Rights Watch and Mercy Cor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