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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機場,台北市內的航空出入口岸。從我家散步到松山機場只要15分鐘。對這個機場的認識,一直只停留在這是我可以快速出入台北的關口,對於松山機場本身的歷史,我沒有任何的了解。我跟松山機場的關係,就跟絕大部分的台北市人一樣,出境-起飛,降落-入境。直到循線追蹤家族歷史,才徹底改變了我與松山機場的關係。

身為土生土長的台北人,我出生在戒嚴時期蔣介石居住的陽明山特區轄下的北投,在關渡平原上玩著青蛙泥巴長大,六歲時才隨著父母移居台北東區的民生社區。這是台北市第一個用美援基金規劃建設的美式社區,周邊有許多國際品牌早期來台灣試水深的第一家分店,如麥當勞、IKEA、The Body Shop 等,與諸多外商銀行及外事單位。由於景觀美麗,電視電影拍攝也經常來這裡取景拍戲,如由幾米著作改編,金城武主演的電影 <向左走,向右走>;星羅棋佈的綠樹公園和巷道裡,藏著許多獨具特色的各式咖啡館、精緻美食小館,設計工作室、升學名校等。除此之外,民生社區旁美麗的敦化北路樟樹林蔭大道盡頭,就是非常特別的城市型機場-松山機場。

 

 

在台北市,有兩條名字很奇怪的路。一條是大家熟知,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另一條則是在民生東路底,緊依著基隆河的塔悠路。有別於其他在日本統治時代,或者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用中國地名命名的道路,第一次聽到台北市這兩條路名,不少人都以為這是外文翻譯過來的名字。直到近年由於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復興及學者們重新發現平埔族,大家才知道,原來是日治時代的人類學者,把居住在大台北盆地的平埔族分類為凱達格蘭族。那「塔悠」呢? 這個位在松山區河堤旁的路名跟台北市有什麼關係? 跟松山機場又有什麼關係?

***

照片上這個眉目深邃的年輕人,是我大舅,也是全家族最會說故事的人。每年大年初二陪媽媽回北投娘家,總會有機會聽到大舅說起他們的奶奶,也就是我外曾祖母淒美的愛情故事。從小的印象,眼神中總透著智慧與堅毅的外曾祖母,健康高壽,是一位嚴肅但豪邁女性。九十幾歲高齡的她已是五代同堂的家族族長,仍然每天精神奕奕,不但耳聰目明,吃飯品酒都不是問題,還能自己爬山種菜。

她的一生中曾經有兩位伴侶。第一個是北投泉州大族陳家的一位少爺。外曾祖母十六歲就嫁給他,他是個疼愛孩子的好爸爸,卻是個挺糟糕的老公。這段婚姻因為先生早逝,外曾祖母二十歲出頭就開始帶著三個孩子守寡。家族雖大,卻顧不上孤兒寡母,外曾祖母只能以編草鞋勉強維生。當時隔壁住著一位從福州來台北做生意的年輕人,不忍看到孤兒寡母艱困過日,就算自己也只能吃鹽巴配稀飯,還是經常伸出援手,也因此與外曾祖母相戀。兩人後來攜手大半輩子,卻因兩岸對立,這位福州人在 1950 年左右最後一次回福州探親,就再也沒能回來。外曾祖母就一直這麼等著。直到 1987 年台灣解嚴前後,對岸親戚傳來她的愛人早已去世的消息,她絕望地拒絕再進食。三周後的大年初二,她在全家族的圍繞陪伴之下,安心地去尋找她等候一生的愛人。

 

 

根據大舅的回憶,外曾祖母是她娘家裡唯一的女孩,跟住在北投山上的兄弟們感情很好。戰爭年代,外曾祖母總會去山上兄弟家拿菜,再帶回山下給外婆,餵飽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們。大舅總會若有所思地告訴我們,北投人都叫住在小坪頂的人是「山頂人」,外曾祖母的兄弟們都住在那裡,而且個個都長得像原住民,很奇怪 (小坪頂現在最著名的地方大概就是國華高爾夫球場)。

小時候常常有人問我是不是混血兒,阿姨舅舅表兄弟姊妹排排站,也常被人誤認有原住民朋友參雜其中。但是在北投,大家都知道陳家是中國福建泉州來的大族,家族的認同,就是閩南人。每次聽大舅說起住在北投山上長得很特別的親戚,大家也就是好奇地閒聊著,並未深究。這個家族傳說跟著我成長,我也就是這麼不求甚解地,把這個家族閒聊當鄉野傳奇。

直到有一天,我跟一位在台北住了十幾年,完全就是台北通的美國朋友在網上閒聊,他告訴我那天他去風景非常漂亮的基隆河畔騎腳踏車。

「基隆河在哪裡?」我隨口一問。

「啊?妳不知道基隆河在哪裡?就在妳家旁邊耶!」

我完全不了解我成長的地方,這個事實讓我慚愧不已。威權時期的教育讓我可以詳述中國地理歷史,卻不知道,原來我家後面有條河!

二00八年我回台灣度假,覺悟地拿起台北市地圖,把自己當觀光客,重新認真探索這個我生長的城市。步行探索的過程中我赫然發現,原來只要走十五分鐘,我家附近綿延數公里的高牆外,我一直以為的大排水溝,就是美國友人口中那條美麗的基隆河!然後,原來松山機場就在基隆河邊!

 

 

重新認識台北市的同時,一頓原本只是跟大學恩師聚餐敘舊,充滿生魚片與大笑聲的午餐,卻因為老師問了一句:「妳家到底是有多番?」讓完全提不出任何解釋的我,更加慚愧,這才下定決心,著手調查我們家族流傳已久的「番」傳說。

在老師的提醒下,我決定從登錄詳盡的日治時代戶籍資料開始調查。台灣在清朝統治年間,並沒有詳細的戶政資料紀錄,直到一八九五年日本人在甲午戰爭後與中國簽訂馬關條約取得台灣統治權起,才因治理需求徹查台灣人口,進行戶口普查登記。但是,普查並不是立刻開始。日本人花了將近八年的時間,建立在台灣的保正(警察)制度,於一九0二年左右才開始正式的戶口調查。

台灣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有著日本人一向仔細嚴謹的特色。從一個人的姓名、種族、職業、婚嫁和居住遷徙狀況、有沒有吸鴉片的執照、是否曾經纏足或已經解足、曾接種過哪種疫苗,都一一詳細紀錄。對我這突然想追尋家族歷史的人,戶籍資料提供了認識與研究的最佳原始資料。

日本時代戶政調查對於台灣的人種紀錄方式大致如下:

福: 閩南人
廣: 客家人
熟: 平埔族
生: 除平埔族外的原住民族群

(日本人延續清廷統治者對於台灣原住民漢化的程度區分熟番與生番)
如果我要找到家族是否是台北盆地的原住民,就得找到直系親屬戶籍資料種族欄上註記「熟」的紀錄。

調查開始之初,台灣的戶政資料還未全面電腦化,我得一家家戶政事務所去查詢資料。首先,我就從家族傳說源頭,外公的母親-外曾祖母的戶籍資料開始查詢。

感謝阿扁市長時代改革的公務單位服務系統,抽完號碼牌沒多久,我就坐上北投戶政事務所的諮詢櫃台。在戶政人員的耐心協助下,外曾祖母的資料,從塵封的歷史檔案中被挖掘出來。可是沒有想到,查詢的過程中一路碰到鐵板。外曾祖母家族的所有成員,不管怎麼查,種族欄都是註記「福」。透過資料我也才知道,原來外曾祖母小時候的戶籍曾經在淡水。從北投翻山越過小坪頂就是淡水,而淡水是北部最早開放通商的國際港埠,會不會是因為漢化太早,所以早早就放棄原住民的認同?

北投戶政人員已盡全力找出所有他能幫我找到的資料。我不死心,隔天直奔當時台北縣(現新北市)的淡水鎮戶政事務所,希望能夠可以調出有關外曾祖母更早期的戶籍資料。

淡水戶政事務所協助我的,是一位看起來相當資深的公務員女士。有趣的是,當她一聽到我說要申請調閱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就立刻語重心長地跟我說:「如果妳是為了家產糾紛才來查資料,還是不要查吧。」聽她這麼說我才知道,原來很多人來查戶籍資料是為了分家產。我很慎重地詳細跟她解釋,我是為了家族研究調資料,想要知道自己到底「熟」還是「不熟」,還得麻煩她到資料庫房裡幫我翻找一下。這位可愛的女士聽了我誠懇地解釋,才似乎比較放心,轉身進庫房幫我調資料。

可惜,她的努力仍是枉然。外曾祖母父母的戶政紀錄,生存年代已經上溯至一八六0年代,種族欄仍然註記為「福」。這條線索斷了。

在淡水的美麗夕照中,我拿著資料,失望地走出淡水戶政事務所。當天晚上,我輾轉反側。除了外曾祖母這條線索,還有其他可能嗎? 突然我想到,一樣很有原住民輪廓的大舅!如果不是外公的母親這邊的遺傳,我們深邃的輪廓,有沒有可能來自外婆?

 

從北投戶政事務所調出來的資料我確認,外婆的娘家在松山。隔天大早,我立刻直奔外婆的娘家戶籍地所在,松山戶政事務所,一樣抽號碼牌,一樣忐忑不安又興奮的等待被叫號。

根據從松山戶政事務所調出來的資料我才了解,與二十世紀初許多同時代的台灣女孩一樣,外婆才八個月大就被送走成為別人的養女。原本擔心尋根溯源的調查得就此中斷,出乎意料的是,日本時代戶政資料如此仔細,這個從小就被送走的小養女,生父生母的姓名依然清楚地被記錄下來。我繼續順藤摸瓜,查到外婆生母的戶籍資料,並在她的種族一欄上,赫然發現一個「熟」字!

看到外婆生母種族欄上的這個「熟」字,讓我大為興奮! 繼續追查才知道,原來這一家就住在現在基隆河畔的松山塔悠地區,居然全家人的種族欄都註記為「熟」!

全家都是熟番? 清代曾經流傳一首「熟番歌」: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
強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
熟番歸化勤躬耕,荒埔初墾唐人爭,
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
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
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
訴未終,官若聾,竊窺堂上有怒容,
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
嗟爾番,爾何言?爾與唐人皆赤子,讓耕讓畔胡弗遵?!
吁嗟乎:生番殺人漢姦誘,熟番翻被唐人醜,為人父母者慮其後!

在一個熟番長期被嚴重歧視,許多原生平埔族人在不友善的社會氛圍中,盡力隱藏自己真實身分的年代,是什麼樣的原因與堅持,讓這個十九世紀末仍居住在現在台北市東區河畔的家庭,仍願意承認自己是「熟番」平埔族人? 他們又屬於哪一個部落?

看著這些用毛筆謄寫在日本政府特別從日本進口的堅韌美濃紙上的百年戶籍資料,一件一件從公家文檔庫房中被尋找出放在我面前時,我忍不住興奮與悸動。冥冥之中我回到了祖居地,家族被遺忘百年的記憶,在塵封中逐漸顯露。

(待續)

(照片為作者的戶籍資料, Rosey Peng 所攝。)

Rosey Peng

Rosey Peng i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chief of the Tatayou Clan of the Ketagalan Tribe. After her life as a business manager and consultant in China and the US, she is now a history and cultural researcher, focusing on the stories of her own Tatayou Clan in downtown Taip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