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還沒過半,學術界卻已接二連三傳來壞消息,數名大師接連殞落、震撼全世界,但在我看來明年似乎也不會平順。

史丹佛人類學者武雅士(Arthur P. Wolf)於去年六月辭世,同年十二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的榮譽教授)逝世的消息連環衝擊整個學術圈,兩週後人類學者西敏斯(Sidney Wilfred Mintz)也撒手人寰,而正當台灣人準備過農曆年之際,又傳來哈佛大學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歷史講座教授孔飛力(Philip A. Kuhn)過世的消息,近日我們又得知義大利小說家兼文學評論家艾柯(Umberto Eco)以84歲高齡於米蘭辭世的消息,最後則是今年三月去世的伯瑞格斯(Asa Briggs)。

此刻我呆坐在辦公室、籠罩在憂鬱之中,沉思著我該做什麼,然後出現了一個想法,我決定寫下這篇評論,以紀念這些大師與台灣研究的學術淵源。

武雅士在台灣花費數年時間研究戶口統計資料,1950年代的時候時他與當時的妻子盧蕙馨(Margery Wolf)因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來到臺灣作研究,他們兩位都將研究重點放在台北西南方的新北市土城區,他們在臺灣做研究的當時,臺灣仍代表整個中國地區,不開放大部分的外國人進入,因此他們在台灣進行的研究,使他們的學生在日後成為了研究臺灣的學者:Emily Ahern、Steven Harrell、Steven Sangren及Robert Weller,他們有些人出現在武雅士1978年出版的《中國社會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書中,本書匯集了一些重要的臺灣研究,其中包含孔邁隆(Myron L. Cohen)的《中國內部團體的發展過程(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the Chinese Domestic Group)》、巴博敦(Burton Pasternak)的 《灌溉社會學:兩個臺灣村落(The Sociology of Irrigation: Two Taiwanese Villages》、盧蕙馨的《孩童訓練與中國家庭(Child Tra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ly)》、Emily Ahern的《中國女性的力量與感染(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Donald R. De Glopper的《鹿港行商( Doing Business in Lukang)》以及Stephen Feuchtwang的《學廟與城隍( 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

美國在1970年1月1日轉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研究台灣的風向也跟著轉向,魯賓斯坦(Murray Rubinstein)認為這個風潮形成了一個機會,一個讓台灣「本身」有被研究的機會,而不是被附屬於其他研究主題之下,隨著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最具影響力的書籍《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出版,研究民族主義的潮流風靡1980年代,雖然書中只提及台灣一次(出現在第96頁,討論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一事),但卻提供了研究台灣身份認同與民族主義的學者重要的參考資料。

安德森對民族(nation)的定義是它是由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所形成,一種被想像成有內在界限以及擁有主權的政治團體,因此安德森認為共同體、界線與主權才是民族主義的核心概念,一個民族之所以會被想像成一個「共同體」是因為深深受到過去所影響,在過去兩個世紀,成千上萬的人願為了這個「共同體」犧牲性命,即使他們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剝削;主權通常是民族在啟蒙時期經歷了革命才得以形成,主權打破了階級的王朝制度並且主宰了整個系統的律令制定;最後是民族有其界限,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永遠都不會知道其他大部分的成員、遇見他們或甚是聽過他們,而在每個人的心中也不存在共同體的想像」,而因為沒有一個民族曾想像自己與全人類緊密相連,所以說民族更是有界限的。

《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 )》在今年一月刊登一篇有趣的文章叫做「比較的架構:班尼狄克安德森的智慧結晶(Frameworks of Comparison: Benedict Anderson reflects on his intellectual formation)」,摘自安德森即將發行的回憶錄「超越國界的生活(Life beyond Boundaries)」,他在本書中大量使用「比較」法,以互相比較法或搭配各個民族的想像來闡述民族如何提升自我意識,而這個方法也被其他人採用過,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社會科學學者任雪麗(Shelly Rigger)在台灣研究領域享譽盛名,在她2003年為《問題與研究(Issues &Studies)》寫的一篇的文章談及「台灣的民族主義在開始民主化之後才開始發展(p.63)」,任雪麗的觀點與蕭阿勤(A-chin Hsiau)不謀而合,他認為台灣民族意識是「透過政治形成的結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家Christopher Hughes更認為台灣是「後民族主義」,因為台灣的政治與文化意識認同截然不同,台灣問題之複雜使得學術界已有大量討論台灣的作品。

比較法的重要性更呈現在西敏斯的《甜食與權力(Sweetness and Power)》書中,西敏斯透過奴隸、階級、消費與工業化之間的關係來追溯製糖的歷史與消費,若要以比較的觀點來認識台灣,可以參考一本講述全球化但將台灣作為比較對象的期刊,該期刊由倫敦政經學院的費希范格(Stephen Feuchtwang)與施芳瓏主持,進行部份的台灣研究計畫,其研究包含不同階段的發展正代表了台灣1980年代經歷過的轉型。

在上述時期之後, 台灣/台灣人開始取代中國/中國人出現在書名上。葛西枝(Hill Gates)(武雅士的第二任遺孀)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書討論這個時期的社會變化,《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台灣(Chinese Working Class Lives: Getting by in Taiwan)》在1987年出版,其後Marc Cohen也發行了《台灣人的抉擇時刻(Taiwanese at the Crossroads)》一書,1990年代初西敏斯受中研院邀請以特聘訪問學者身份來台,雖然他未曾關注台灣,但他與其他研究台灣的學者保有緊密的關係。

武雅士在1976年8月連同孔邁隆於溫特沃斯海邊舉辦為期一週的聚會,討論台灣人類學的研究,出席者包含數名研究台灣的學者,西敏斯之前並沒有提出過相關論文,但他出席這場聚會並在稍後寫了一篇文章《台灣社會的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1980年代與1990年代不僅對台灣研究帶來重大的轉變,如同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書中談到美國學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相較前數十年顯得成更加完整,並且關注更整體性的清末與共和國時期的中國歷史」。

這個時期的學者是孔力飛,他的巨著《叫・魂(Soulstealers)》描述了清隆年間的社會與經濟歷史以及1768年間爆發的巫術恐慌,百姓紛紛擔心被術士吸走靈魂,這個著作重要的原因在於它介紹了清朝百姓的日常生活。孔力飛從沒寫過台灣,但他2004年在加州大學的的劉廣清演講(Liu Kuang-chingLecture)闡述了台灣在華語世界的定位,而認為台灣並不一定要以中國的一部份來介紹,孔力飛介紹了大量的中國移民並與當時前往亞洲的歐洲人比較,他認為17世紀在台灣定居下來的中國人應算入廣泛的中國「現代移民」的一部份,以及中國向外擴張的一部份。

下一個哲學家是於2月19日逝世的艾柯,他是一位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散文家及符號學家,並不以台灣研究聞名,但我還是想把它加入名單,我欣賞他的作品,雖然可能只有在他的文學評論中才會提到台灣,艾柯提出了「開放文本(open text)」的概念,也就是使讀者得以從各種角度來解讀文本,與限制讀者從單一角度來解釋的「封閉文本(closed text)」形成對比。

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作品《台北人》中描述了國共內戰後逃往台灣的外省人的生活經歷,雖然稱之為「台北人」,但他們對中國的記憶、想念以及在中國家都成為了他們身份認同的一部份,台北人是一個寓言故事,它包含了不同層次的角度,舉裡面最有名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來說,故事著重金大班擔任舞孃的最後一晚,描述她接近一名青年並嘗試教他跳舞,青年很害羞不知如何是好,但很快地他就跟著金大班起舞,金大班踏著舞步在青年耳邊私語「一二三⋯⋯一二三⋯⋯」,故事嘎然而止,這樣的情節安排是為了保留想像空間給讀者,讓讀者自己闡述屬於自己的結局。

今年3月15日,我被伯瑞格斯辭世的消息驚醒,他是歷史與教育的開創者,但也不敵大自然的招喚,受限於篇幅不能做太多著墨,但我還是想稍微提到這位偉大、值得敬佩的學者,而他也是我社會歷史學的指導教授,他對歷史的真知灼見無人能敵,最後我想說一個閒文軼事做為結尾,那就是伯瑞格斯在1943年加入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成為解讀恩尼格瑪密碼(Enigma code)團隊的一員,據說當時在隔壁區破解日本海軍密碼的正式黃彰輝,一位台灣民族自決運動的傳奇人物。

上述這些故事雖精彩,可惜的是我們將與這些偉大的學者永別了,我把心思轉回我的台灣社會與知識歷史研究,我要以牛頓的一句話來結束這篇評論:「如果我看得比別人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再會了武雅士、西敏斯、孔飛力、艾柯,還有伯瑞格斯,我會永遠懷念你們。

(圖片由提供MehranHeidarzadeh)

 

Dr. Niki Alsford

Dr. Niki Alsford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Oriental Institut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in Prague and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at SOAS, the University in London. Prior to moving to the Czech Republic, Niki Alsford was a Senior Teaching Fellow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SOAS. His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Chronicling Formosa: Sett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1865-1876 (2015) and A Barbarian’s House by the River Tamsui: One Hous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Many Occupants, which was published with th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015).